且看火爆电视剧《大生意人》中存在的若干瑕疵（之一） -
2025年11月25日，电视连续剧《大生意人》登陆在CCTV-8和爱奇艺后，开播即引爆热潮，仅用27分钟便创下收视率突破3%的壮举，刷新央八近三年首播日实时收视率的最高纪录，据统计收视人数一举突破十亿大关。
（《大生意人》剧照）
电视连续剧《大生意人》是根据赵之羽的同名小说改编的。由于编剧对原著进行了精心的改编，电视剧《大生意人》将故事的发生地从赵之羽笔下那个商贾云集的营口，转而设定在了被称为“苦寒绝域”的宁古塔。这一地域的变更，无疑为剧集增添了浓重的历史沧桑感和地域独特性，也因此吸引了许多观众的目光。
然而，恰恰是这一为追求戏剧效果而生硬做出的改动，导致剧中出现了一些与当时历史背景不相符的细节瑕疵。这些错误不仅影响了作品的历史真实感，更在无形中向观众传递了错误的历史信息，造成了某种程度上的误导。
一是，当故事发生时宁古塔将军这一名称已不复存在
故事主人公古平原在咸丰五年因涉及科举考场舞弊案被发配至原宁古塔将军辖地，成为流人。由于编剧对宁古塔历史知之甚少及主观臆断，竟跨越百年时空，将后来人发配至早已改制的“宁古塔将军”。
由1989年版的《宁安县志.大事记》可追溯宁古塔军事建置的起源：后金天聪元年（1627年），昂邦章京（相当于将军，正一品）戴珠瑚，这个满洲正蓝旗人便开始镇守此地。
大清定鼎中原后的顺治二年（1645年），清政府对文武官员首次审定品级，当时镇守宁古塔的总管仅定为三品官。顺治九年（1652年），清廷命梅勒章京（后改称副都统）沙尔虎达、甲喇章京海塔与尼礼统兵驻防宁古塔。次年，沙尔虎达被擢升为昂邦章京，在八旗制度中这是地区的最高武职官员。
（网图：宁古塔城）
曾在吉长报社担任撰述的魏声和，在其著作《吉林地志》中对宁安与宁古塔的承转关系也做了说明。他这样写道“宁安县，土名宁古塔。满清未兴之前，地名宁古塔贝勒”。康熙元年（1662年），清廷改宁古塔昂邦章京为“镇守宁古塔等处将军”，进一步确立其军事与行政地位。康熙十五年（1676年）春，牡丹江畔的宁古塔将军衙门移驻松花江畔的吉林乌拉（今吉林市），但保留原称。康熙十七年（1678年），宁古塔本地“仍设副都统于此”，原驻防协领萨布素升任首任副都统，专司宁古塔地区军务与旗务管理。
这一体制延续至乾隆朝，据《吉林省编年纪事》可得，乾隆二十二年农历廿二日，“镇守宁古塔等处将军”正式更名为“吉林将军”，辖“吉林、宁古塔、伯都讷、阿勒楚喀、三姓5城副都统”。而宁古塔则保持副都统建制，成为吉林将军下属的重要军事驻防点。
（“谢广坤”的新角色）
电视剧《大生意人》中的古平原，发配宁古塔将军绝对是不可能事件。到了咸丰朝时宁古塔将军早已消失，发生地应在宁古塔副都统辖区。古平原在咸丰五年（1855年）被发配时，其所指应为宁古塔副都统衙门所在地，而绝非“宁古塔将军”。
这种明显的史实错误不仅暴露了制作方对基本历史知识的缺乏，还让整个剧情显得荒诞不经，非常可笑。
二是，剧中的平级公文往来出现重大纰漏。
今人孙书磊在《清代公文制度考略》一文中称，“清代公文制度体现了封建社会公文制度的最后辉煌”。相较于明代，清代公文制度更为完备：它不仅沿袭了明代律例“吏律公式”的形式，还在“制书有违”、“弃毁制书印信”、“上书奏事犯讳”、“出使不复命”、“官文书稽程”、“照刷文卷”、“磨勘卷宗”等方面对公文处理进行了法律上的规定，并且对违制者的惩处也比明代更为严厉。
而在《大生意人》电视剧中，编剧竟犯下“宁古塔将军呈吉林将军”这一平行公文传递中的常识性错误，尽管错误很低级，但不能让人容忍。
《大生意人》剧照
按照《中国公文发展史》一书的论述，古代公文“着眼点是公文在行使管理职能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按照“下行文”、“上行文”、“平行文”分别进行分类管理。
按照行文关系，上行文包括咨呈、呈文、申文、牒呈、申呈、详文六种；下行文包括札文、牌文、札付、牌票、牌檄五种；平行文包括咨文、移会、移、关文、照会、牒六种。
公文传递中，无论上下级或平级，皆严守等级分明、文书格式严谨的规定，不得僭越和违规。清代对行文的写作要求非常严谨。康熙十年(1671)《钦定大清会典事例》规定,“督抚本内紧要字,贴黄内遗漏,或贴黄内所有之字,本内遗漏者,罚俸三月。”至于上文发生的错误，笔者暂时没有找到处罚依据。
历史上，若真实存在宁古塔将军与吉林将军的话，根据清朝的军事与行政体制，二者属于平级官职，彼此职权范围互不统属。他们之间的公文往来应当采用咨文、移文等形式，即平行机构之间使用的文书，用于协商事务、互通信息，而非呈文这种下级向上级汇报的文书。
（宁古塔的大石桥）
电视剧《大生意人》作为一部深受观众喜爱的影视作品，其剧情设计、人物刻画及历史背景的呈现，都承载着文化传承与艺术期待。正是因为该剧的巨大影响力，更是要求每一个历史细节都应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和观众的审视。笔者研究宁古塔历史已有廿年之久，指出剧中的某些瑕疵，并非是为了简单地博取关注或苛责制作团队，而是出于对作品本身的尊重与热爱，期望它在艺术品质和历史真实度上更上一层楼。唯有在细节上不懈追求精准与真实，作品方能实现“锦上添花”的目标，更有效地承担起传播历史与文化价值的使命。